武汉居中国腹地，得水之利，无以伦比。溯长江、汉水而上，联西南，西北广大地区；顺长江东下，通达海外，素为政治，军事要地，交通商贸的中心。三国时期，这里成为联系南北的纽带。唐朝后期，鄂州(今武昌)成为中原重镇，唐政府运输江南物资往长安的中转要地。 由唐至宋，今武昌城区南面的鲍鱼套一带，是贸易兴旺的商市，称为南市。南市店铺相连，商户数以万计， 江畔泊船绵延数里，各种货物都集中在这里销售。“虽钱塘(杭州)，建康(南京)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”。明朝时，武昌被列为全国33个大城市之一，是著名的木材集散中心。
明中期以后，长江流势发生变化，靠近武昌的鹦鹉洲日益缩小。，清朝康熙到雍正年间(1662一1735年)，鹦鹉洲完全淹没，武昌江岸不利于大船停泊,商业远不如从前。
早在明代，汉阳商业的发展，就已有取代武昌南市的趋势。乾隆年间(1736—1795年)，汉阳江边淤出一新洲，人们心存古迹，依然命名为鹦鹉洲。经洞庭湖运来的木材，在这里集散。汉阳城南门到东门一带，以及沿汉水上行，与汉川交界的刘家塥(ge)都曾是商业繁盛的地段。但是，真正取代武昌经济地位，并且得到迅速发展的是汉口。
汉口市场始盛于明代，发展于清初，与河南朱仙镇、江西景德镇、广东佛山镇合称四大名镇。
汉口发展的速度，为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所少见。汉口地势低洼，易受水淹，没有堤防，就没有汉口市镇。最早的汉口街市，集中在汉水入江口较高的岸墩上，每年春夏之交，就受到洪水威胁。明祟祯八年(1635年)，汉阳县通判(知县的助手)袁昌负、责筑上起娇口，下止堤口(今东堤 街沿江大道附近)的长堤。长堤的筑成，对防后湖的水患起了重要作用，标志着汉口镇的最终形成。今日的汉口长堤街，即当年长堤的基址。
明清之际，汉口常常遭到战祸和水灾；火灾的破坏，但灾劫过后，商品市场又都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， 显示出蓬勃生机，对汉口的经济形势有这样的评述：汉口不止是湖北的咽喉，就连云南；贵州、四川、湖 南，广西，陕西，河南，江西的货物，大多也在这里集中，转运各地，天下有四聚，北有京师(北京)，南有佛山，东有苏州，西有汉口，就东西而论，苏州远不及汉口，长江下游直至沿海还有许多城市，如芜湖,扬州,江宁(南 京)，杭州分割了苏州的商品市场，西边却没有任何城市可以与汉口相比；汉口是四方的孔道，特别是顺长江而下，直通海外，大有雄冠天下的气派。清康熙年问的江夏学者刘湘奎，在他所著的《汉口镇形势说》中发出感慨说：“夫汉镇非都会，非郡邑，而人烟数十里，行户数千家，典铺数十座，船舶数千万，九州诸大名镇 皆有让焉；非镇之有能也，势则然耳”。所谓“势”，就是 汉口的地理位置，交通条件，商品流通所促成的市场发展。
明末，汉口镇入口已过5万，有居仁、由义、循礼、 大智四个居民区，称汉口四坊。清初，汉口已是人烟稠密；商旅忙碌的大城市。有人在诗里这样描述了汉口的繁华：一气十万家，焉能辨庐井”(居民的房屋密集不下十万家；街道纵横英错难以辨认)；“北货南珍藏作窟，吴商蜀客到如家”南北货物都在这里集中，江南与四川的客商都在这里设栈开店）。乾隆时，集稼嘴到黄 陂街一带，是银楼金银首饰店）、海味、药材、布匹，纸张、杂货商号的集中地。鲍家巷到打扣巷，有许多办理金融信贷业务的钱庄。自正街（今汉正街、大夹街到长堤边的大街小巷里，专门从事各种货物批发贸易的商行林立。
汉口的茶叶贸易和食盐交易“甲于天下”。早在唐代，“鄂州茶”已驰名南北。宋朝在汉阳设三榷署（专管经营的衙门），主持茶叶专卖事务。明清两代，鄂南成为产茶叶的基地j汉口的茶叶市场蒸蒸日上，街市上到处都有茶商开设的铺面。淮海食盐由长江运集武汉，再转输内地，盐帮商人在汉口有很强的经济实力。汉口又是四川，湖北两省所产蚕丝的集散市场。生丝和茶叶素 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。明清时期，汉口茶叶与生丝的出口贸易，居内地城市之首猪鬃与桐油也由汉口大宗出口。
武汉的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，基础雄厚。武昌湖泗、土地堂一带（今武昌县东南），发掘出大批烧制瓷器的窑址，为湖北省境内已发现的最大青白瓷窑群。这说明早在两宋时期，鄂州的制瓷业不仅技术水平较高，而且具有大规模生产的能力，明清时期，武汉的手工业得到多方面的发展。清代武汉出现了许多以手工业分工命名的街道，称呼迄今不废。如武昌的筷子街，汉口的打铜街折扣巷、绣花街，汉阳的棉花街等。
19世纪20至30年代，汉口商品经济发展空前繁 荣）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武汉曾是太平军同清军反复争夺的战场，汉口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。第二次鸦片 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将汉口辟为外国资本主义通商的口岸，这里的社会经济,从此开始走上一条曲折前进的 道路。